育儿补贴新政能否唤醒生育意愿？

元界财讯2025年08月31日 23:28消息，观察育儿补贴政策对生育信心的影响，探讨其实际效果与未来前景。

　　 “看到政策正式实施，我的第一反应是‘真金白银’的育儿补贴终于出台了。”在天津工作的张谦向界面新闻表示，政策发布当天，他通过多个渠道反复确认消息的真实性，确认是国家平台正式发布后，难掩兴奋之情：“国家提供的这笔补贴无疑是雪中送炭。”

　　日前，中办、国办近日正式对外公布了《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自今年1月1日起，无论家庭是生育一孩、二孩还是三孩，每年均可领取3600元补贴，直至孩子年满3周岁。这是我国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统一的育儿补贴政策，预计将覆盖2800多万个家庭。此次政策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对人口发展问题的高度重视，也释放出鼓励生育的明确信号。在当前人口老龄化加剧、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这样的补贴政策有助于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提升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不过，补贴金额与实际育儿成本相比仍有差距，未来可能需要进一步优化政策设计，确保其真正发挥激励作用。

　　据央视新闻报道，政策设计中还体现了“历史补偿”的灵活性：2022年至2024年期间出生的儿童可按月领取补贴。根据2022-2024年各月份婴幼儿申请育儿补贴金额对照表，2023年10月出生的儿童可领取6600元补贴。

　　 “推行育儿补贴制度彰显了国家在支持生育方面的明确立场和实际举措。”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宋健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育儿补贴作为一种最直接的现金激励方式，相较于税收优惠等间接经济支持手段，其社会反响更为明显，也更受到家庭的欢迎，充分体现了“让利于民”“投资于人”的深远意义。

　　不分孩次、一视同仁

　　与以往各地普遍针对二孩、三孩家庭实施差别化补贴的政策不同，此次国家推出的育儿补贴政策面向所有居民，补贴标准统一。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燕红此前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育儿补贴政策覆盖全国，不分城乡、民族、区域，也不区分是一孩、二孩还是三孩，实现了在三孩生育政策下对家庭支持的全面覆盖，确保所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都能平等享受补贴待遇。这一政策体现了国家在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方面的积极态度，通过普惠性措施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有助于提升生育意愿。同时，政策的全覆盖也反映出政府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做出的努力，让不同背景的家庭都能在同一起跑线上获得支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实际上，自2021年三孩政策落地以来，以四川省攀枝花市为代表，我国已有23个省份在不同层级探索实施生育补贴制度。不过，在各地发放育儿补贴的措施中，目标对象主要是二孩三孩家庭尤其是三孩家庭。

　　作为全国首个实施育儿补贴政策的城市，攀枝花市对本市户籍的二孩及以上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后，山东省济南市、陕西省安康市、广东省深圳市、上海市以及云南省等地也陆续推出生育补贴政策，发放的育儿补贴月均在300至1200元不等，或提供1000至20000元不等的一次性生育补助。

　　也有地方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扩大至一孩。例如：2022年11月，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对符合政策生育一孩、二孩、三孩的夫妻，一次性分别给予2000元、3000元、5000元的生育补助。这也是国内第一个将现金补贴覆盖所有生育家庭的地方。随后，2023年1月，深圳市对一孩至三孩家庭实施差异化补贴，其中三孩家庭可获一次性补贴1万元及每月3000元育儿津贴至3周岁。

　　与地方探索实践相比，此次国家层面的育儿补贴政策更加强调“不分孩次、一视同仁”。宋健指出，在地方实践中，多数政策以二孩和三孩家庭为补贴对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再生育的支持。然而，当前我国生育率持续低迷，一个重要原因是一孩生育意愿偏低、一孩生育率较低。将一孩家庭纳入补贴范围，体现了国家在制度设计上的魄力和远见。当然，这一政策的实施也意味着需要更大规模的财政支持。我认为，这一调整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缓解育龄人群的生育压力，推动人口结构的优化。同时，也反映出国家对生育问题的全面考量，不再局限于鼓励多孩生育，而是更加关注整体生育环境的改善。未来，如何平衡财政负担与政策效果，将是政策落地过程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此外，政策覆盖全体居民，具有普惠性质。“在地方探索实践中，一般补贴对象针对的是本地户籍家庭，存在因户籍身份导致的差异性。国家育儿补贴制度的对象是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不分城乡、民族、区域，体现了无差别性，惠及全体国民。”宋健说。

　　辛然是一名河北某部省合建高校的教师，目前二胎宝宝4个月大。谈到育儿补贴政策时，她对界面新闻表示，“以前大家总是忙于向前冲，比拼效率、比拼成果，却很少有人真正关心：‘人过得怎么样？’这里的‘人’，不是统计意义上的‘出生率’，而是每一个真实的个体。”

　　辛然表示，这次育儿补贴的发放，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经济支持：当政策文件将出生率转化为每个家庭的具体关怀时，我们这些年轻父母终于感受到一种“被关注”的温暖与认同感。

　　界面新闻了解到，自8月下旬起，各地已陆续开始接受育儿补贴的申请。根据安排，8月31日前全国各地将全面开放育儿补贴的申领渠道。河北石家庄某县的一位二孩母亲马雪晶向界面新闻表示，她已于8月24日通过线上方式提交了育儿补贴的申请。

　　 "政策刚出台时，总觉得离落地还有距离，直到我自己线上提交材料之后才对这项补贴政策有了实感。"马雪晶表示，3600元补贴平均每月300元，基本能覆盖孩子纸尿裤费用（ 42-45元/包，约10包/月），可持续用至孩子两周岁。

　　马雪晶主要采用母乳喂养的方式，偶尔会用奶粉，每月大概消耗一罐奶粉。她告诉界面新闻：“如果全部用奶粉喂养，费用会比较高。”一罐奶粉价格大约是340元，通常三到四天就能用完。目前社会普遍提倡母乳喂养，一方面有助于增强孩子的免疫力，另一方面也能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

　　 3600元/年的测算依据何来？

　　 “育儿补贴标准的制定综合考虑了我国当前发展阶段下居民的养育成本以及政府的财政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同时也参考了国际上相关的育儿补贴政策，遵循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进行统筹确定。”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燕红表示。

　　发放育儿补贴是全球生育率较低国家的普遍做法。欧美发达国家较早面临低生育率问题，也率先探索通过育儿补贴等措施加以应对。宋健指出，这些国家普遍实施了多项生育支持政策，其中育儿补贴的额度存在较大差异，约占人均GDP的2.4%至7.2%。

　　在宋健看来，3岁以下婴幼儿数量与最近三年的出生人口密切相关，自2022年起，我国每年出生人口均未超过1000万，目前3岁以下婴幼儿总数大约为2800万。这一数据反映出近年来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对婴幼儿照护、教育等社会服务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已成为政策制定者和全社会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未来婴幼儿数量将随着出生人口的变化而相应调整。中国人口基数庞大，根据联合国数据，我国每年的出生人口数量与欧洲和北美合计的年出生总量相当。每个家庭每年3600元的补贴看似不多，但国家每年为此支出高达1000亿元，占2024年我国人均GDP的3.8%。这一比例在国际上属于中等水平，既不算高，也并非最低。目前全国统一执行3600元/年的标准，也为未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预留了空间。从政策设计来看，这一补贴标准体现了对婴幼儿家庭的一定支持，同时也考虑到财政可持续性。不过，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和经济环境的演进，如何在保障力度与财政压力之间找到平衡，仍是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此外，统一标准虽便于执行，但也可能忽视地区间差异，未来在动态调整机制上应更加精细化，以更好地满足不同群体的实际需求。

　　宋健进一步指出，育儿成本应由国家、社会和家庭等多方共同承担。育儿补贴作为国家对家庭的支持措施，主要发挥兜底和辅助功能，无法覆盖家庭在育儿过程中的全部支出。当前的补贴标准对于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家庭而言，具有重要的支持作用，起到了“雪中送炭”的效果；而对于发达地区和高收入家庭，也是一项切实惠及民生的政策。从现实角度看，育儿成本持续攀升，单靠家庭自身难以承受。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来减轻家庭负担，体现了社会对生育和养育问题的重视。然而，补贴力度与覆盖面仍有提升空间，尤其在经济压力较大的地区，更需要政策的精准发力。未来，如何构建更加多元、可持续的育儿支持体系，将是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关键。

　　界面新闻了解到，国家育儿补贴制度明确指出，各省级单位可根据本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开展对标协调和标准调整工作，“这体现了政策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宋健表示。

　　中央财政承担约90%

　　按照中办、国办印发的《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部署，中央财政将设立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项目“育儿补贴补助资金”，今年初步安排预算900亿元左右。对于发放国家基础标准补贴所需资金，中央财政按照一定比例对地方予以补助，中央总体承担约90%。而地方总体承担10%，即安排100亿元左右，育儿补贴一年支出规模合计在1000亿元左右。

　　宋健进一步表示，育儿补贴所需资金的中央与地方分担机制为：自2025年起，中央财政将设立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项目“育儿补贴补助资金”，对按照国家基础标准发放育儿补贴所需的资金，按照一定比例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补助。同时，地方自行提高补贴标准部分所需的资金，则由地方财政自行承担。

　　不过，中央承担的资金从哪儿来？此前据人口学家何亚福在文章《补贴生育的钱从哪里来?》中指出，2024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发言，提出分批发放10万亿现金补贴、减少10万亿基建支出的建议。从资金来源上看，有多种途径可以为现金补贴筹措资金。一方面可以动用国有企业一年的利润，2023年国有企业利润为4.6万亿元。另一方面可以对现有财政支出结构进行调整，将此前用于基建的财政支出，特别是将无效、低效的基建支出压降，转为居民部门的消费补贴仍有巨大空间。

　　此外，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在2024年7月发表的《中国经济急需发钱消费》一文中指出，可以通过财政赤字的方式向家庭发放资金。对于拥有铸币权的主权国家而言，财政赤字可以借助央行借款来实现，这种操作本质上只是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一个数字，也就是所谓的量化宽松。通过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的适用条件，是在通缩环境下存在需求不足和就业压力的情况下，而当前中国正面临这样的局面。我认为，梁建章的观点具有现实针对性。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内需疲软的背景下，直接向居民发放资金，有助于提振消费信心，激活市场活力。同时，利用央行的流动性支持，可以在不引发严重通胀的前提下，为经济注入短期动力。不过，这一政策也需配合结构性改革，避免长期依赖财政刺激，从而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

　　目前，目前，育儿补贴补助资金的管理办法尚未正式出台。此前，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社会保障司司长郭阳表示，财政部将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尽快印发相关管理办法，明确资金分配、使用及管理监督的具体要求，并进一步规范资金下达的流程。两部门将对补助资金实施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加强绩效监控与评价，确保财政资金得到高效、规范的使用。

　　如何建立资金监管机制，防止冒领、截留或挪用？宋健表示，育儿补贴的顺利发放是制度落实的关键，目前主要是通过信息管理和全程监督的方式进行资金监管。

　　宋健指出，建立全国统一的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结合“出生一件事”联办机制，推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信息共享，有助于提升政策执行的效率与透明度。同时，审计、财政等部门需加强对资金使用全过程的监督检查，纪检监察机关也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坚决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和腐败问题，确保政策真正惠及民生。我认为，这一系列举措体现了政府在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加强廉政建设方面的决心。通过信息化手段整合资源，不仅能够减少行政成本，还能增强政策落实的精准性。而对监督机制的强化，则是保障政策公平公正实施的重要保障。只有在制度完善和监督有力的前提下，育儿补贴政策才能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减轻家庭负担，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经济刺激类政策一般而言具有“开始容易结束难”“提级容易降级难”的特点。宋健指出，地方政府一是要动态把握经济和人口发展状况以及家庭育儿需求，科学研判政策的可持续性，结合地方经济能力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确保包括育儿补贴在内的各项生育支持取得预期效果；二是要做好信息收集、处理和利用等工作，加强信息动态监测，定期开展数据汇总分析，为做好政策评估及调整优化提供保障。

　　生育信心能否提振？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的问题变得突出，在生育方面集中体现为“不敢生”“不能生”“不想生”问题，是生育率持续低迷的重要原因。

　　何亚福此前也发文表示，当下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女性无法兼顾职业发展和养育孩子。“当代大量女性接受过高等教育并参加工作，很多职场女性无法兼顾工作与养育子女，最终导致不生育或只生育一个孩子。所以，以政策保障女性不因生育而失去职场发展的机会，有利于提高生育率。”何亚福表示。

　　宋健表示，从国际经验来看，育儿补贴等经济激励措施的效果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有所不同。在微观层面，育儿补贴对不同家庭生育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但在宏观层面，经济支持措施总体上对提升生育水平或防止生育率进一步下降起着积极作用。

　　 “育儿补贴制度是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其成效不会立即显现，但总体上将有助于缓解家庭的养育压力，增强人们的生育意愿。”宋健表示。

　　何亚福指出，此次育儿补贴的金额对于提升生育率可能不会产生明显影响，但其在政策层面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该补贴政策覆盖广大婴幼儿家庭，通过财政支持帮助家庭应对生育和养育负担，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上述采访者均向界面新闻表示，尽管补贴金额有限，但对家庭仍有一定帮助。“如果没有这项补贴，孩子还是要养育的，但有了这项政策，多少能缓解一些压力。”马雪晶说道。从当前政策实施效果来看，虽然补贴力度不大，但其在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方面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在经济压力较大的群体中，这类补贴能够带来实质性的支持。这反映出政策制定者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也体现了社会对家庭育儿支持的逐步加强。不过，随着生活成本的持续上升，未来可能需要更系统、更长期的配套措施来进一步提升政策的实效性。

　　从世界人口转变的历史来看，将总和生育率从平均每个妇女5到6个孩子降至2个左右，在发达国家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而在我国采取的压缩型人口转变模式下，也用了数十年才实现这一目标。宋健指出，与降低生育率相比，提高生育率——即从接近于1的极低水平恢复到2.1的更替水平——难度更大、所需时间可能更长，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需要建立完善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并通过多方面的措施相互配合，逐步营造出更加友好的生育环境。我认为，当前我国在推动生育率回升的过程中，不能仅依赖单一政策，而应构建系统性、持续性的支持机制。生育问题不仅关乎家庭选择，更关系到国家长远的人口结构和社会发展。只有在经济、教育、医疗、就业等多方面形成合力，才能真正为生育创造有利条件，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对此，宋健建议，针对“不敢生”问题，通过发放育儿补贴、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完善普惠托育服务，努力减轻育儿成本。针对“不能生”问题，通过加强生殖健康服务，解决不孕不育人群的难言之隐和切肤之痛。针对“不想生”问题，改善已育人群的育儿体验，减轻育儿负担，提高其再生育意愿；通过文化重塑和网络环境改善，减轻未育人群的恐育心理。此外，宋健还表示，未婚青年的生育意愿在很大程度上还会受到网络传播、个体恋爱经历和情绪等因素的影响。需要针对不同人群，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

　　（文中张谦、辛然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