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发现:基因揭秘千年巨石之城的身世与秩序。
四千年前,在陕西黄土高原北部,曾出现了一座被称为“巨石之城”的建筑群。这座古城的建造者是谁?他们又是从何而来?他们的社会又如何运作?这些疑问至今仍吸引着考古学家和历史研究者的关注。 对于这一古老遗址的研究,不仅揭示了早期人类在恶劣自然环境中的生存智慧,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组织的复杂性。尽管具体细节仍待进一步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先民在缺乏现代技术的情况下,依靠集体协作与经验积累,完成了如此庞大的工程。这不仅是对人类文明起源的深刻探索,也让我们对古代社会的组织能力和技术水平有了新的认识。

历时1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机构,对我国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史前城址——石峁古城及其周边遗址的169例古代人骨样本进行了核基因组研究,首次通过直接的遗传学证据揭示了该遗址人群的来源、迁徙历程以及社会结构。
这项研究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史前聚落社会遗传学分析,相关论文成果于27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并被作为重点推荐论文刊出。这一突破性成果为理解人类早期社会结构和迁徙模式提供了重要线索,也标志着遗传学与考古学的深度融合正在不断拓展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知边界。
他们是谁?主体是“本地人”
石峁古城以皇城台为核心,构建起内城、外城两重城垣,并与周边寨山等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文化面貌的庞大聚落体系——石峁文化。这一考古发现不仅揭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方地区复杂的社会组织形态,也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认识。从结构布局来看,石峁遗址所展现的规模与规划性,显示出当时社会已具备较高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值得深入研究与持续关注。
近年来,关于石峁文化人群的起源,学术界存在多种观点。有研究认为其源自本地的仰韶文化人群,也有学者推测其先祖可能来自中原地区。
研究团队对石峁古城及其周边多个遗址的人骨样本进行了核基因组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皇城台的高等级人群,还是外城及周边聚落的普通居民,其遗传主体均源自陕北地区的仰韶晚期人群。
“也就是说,石峁文化主体人群并不是‘外来户’,而是在本地人群基础上发展壮大。”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研究员付巧妹说。
此外,研究团队还在少数个体中检测到来自北方草原和南方沿海人群的基因痕迹,但这些外来人群并未影响到陕北地区主体人群的遗传连续性,进一步证明了石峁文化深厚的本土根基。
史前枢纽!南北文明在此交汇
地处农牧交错带的石峁并非“孤城”,而是史前文明交流的重要枢纽。考古发现表明,石峁遗址出土的陶器与中原地区晋南的陶寺文化具有相似性,而青铜遗存及冶金技术可能源自欧亚草原,鳄鱼骨板则可能来自长江流域的文化体系。 从这些发现可以看出,石峁在史前时期已展现出高度的文明互动与文化交流。它不仅不是孤立存在的遗迹,更可能是连接不同文化区域的关键节点。这种跨地域的物质与技术交流,反映了早期人类社会的复杂网络,也为理解中华文明的多元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最新的古基因组学研究显示,石峁文化人群与中原地区的陶寺文化人群具有相近的祖先来源,两者均与陕北地区的仰韶晚期人群有着密切的遗传联系,这也解释了两地出土陶器风格高度相似的现象。
在北方草原地区,研究人员在部分个体中发现了几乎纯正的草原人群基因,表明当时可能存在零星但持续的人口交流;而在南方沿海地区,多个石峁文化遗址的个体检测出10%至30%的古南方人群遗传成分,与四千多年前的南方稻作人群高度吻合,为史前稻作农业向北传播提供了重要证据。
“可见,石峁文化人群的遗传主体主要来自本地的仰韶文化人群,同时与中原、草原及南方的农业和牧业群体保持着不同层次、长期的交流与互动。这一发现为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形成提供了重要证据。”付巧妹表示。
等级森严?折射早期国家形态
在古代,人祭是祭祀活动中以活人作为牺牲的仪式,而人殉则是丧葬中以活人殉葬的习俗。在石峁古城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与人祭或人殉相关的现象,包括集体埋葬的“人头骨坑”以及贵族墓葬中的殉葬情况,这些发现揭示了当时社会存在的严格等级制度。关于殉葬者的身份,以及他们与墓主人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长期关注但尚未得出明确结论的问题。 从现有资料来看,这些殉葬者可能并非简单的奴隶或普通民众,而是与墓主有某种特定联系的人群,可能是亲属、侍从,甚至是战俘。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残酷与等级森严,也为我们理解早期文明的社会结构提供了重要线索。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未来或许能逐步揭开这些谜题,进一步丰富我们对古代中国社会的认知。
研究发现,石峁古城不同区域的人祭或人殉现象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外城东门的“头骨坑”中以男性为主,而高规格贵族或精英阶层的殉葬者则多为女性。在目前发现的最高等级墓地——皇城台墓地中,多对殉葬者之间存在二级亲缘关系,这表明某些家族或社群可能被统治阶层选中作为殉葬对象,反映出当时社会结构中权力与血缘之间的复杂联系。 从这一考古发现可以看出,石峁古城的社会组织并非简单平等,而是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和身份区分。人祭与人殉不仅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更可能是统治阶层巩固权力、彰显权威的一种手段。尤其是殉葬者中出现的亲属关系,暗示了这种制度可能涉及特定群体的长期压迫与控制,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通过构建跨越四代的家族谱系,研究进一步表明,这些谱系中的主要奠基者多为社会地位较高的男性墓葬主人。这反映出石峁社会具有明显的父系血缘特征,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早期国家形态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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