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百年：中国电影的自立自强之路

元界财讯2025年11月16日 13:37消息，讲述中国电影120年自立自强的发展历程。

　　 今年正值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同时也是世界电影诞辰130周年。这一时间节点不仅见证了电影艺术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的深刻演变，也映射出全球影像文化的发展脉络。在2025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回顾电影历史，既是对过去的致敬，也是对未来的展望。电影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语言，跨越国界与时代，持续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情感。

　　 120年来，中国电影在技术不断更新的过程中，始终坚守自身的文化根基，在产业不断变革的背景下，坚定走自主发展的道路，在国际交流中积极传播东方美学。在光影变化之间，始终贯穿的是“自立自强”的精神追求与“讲好中国故事”的创作理念。 我认为，中国电影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的拓展上，更在于对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既吸收外来优秀成果，又保持自身特色，是行业持续发展的关键。而“讲好中国故事”不仅是艺术表达的需求，更是文化自信的体现。只有根植于本土文化，才能真正赢得世界的关注与尊重。

　　 在2025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期间，文化产业中心对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电影剧作教研室主任杨蕊进行了专访，回顾中国电影120年的发展历程中的“变化”与“坚守”，深入探讨人工智能时代下电影创作的新趋势以及电影教育的新方向。

　　 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电影剧作教研室主任杨蕊（受访者供图） 在影视创作领域，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电影剧作教研室主任杨蕊一直致力于推动剧本创作的深度发展与人才培养。她作为该领域的资深专家，不仅在教学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始终关注行业动态与创作趋势。她的工作为我国电影剧作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与引导。

　　 以下为访谈实录：

　　 百廿光影，自立自强精神内核始终未变

　　 文化产业：中国电影诞生120年来，其核心精神内核和共同表达方式是什么？在过去的120年中，中国电影经历了哪些变化与延续？

　　 杨蕊：中国电影120年的核心精神内核是“自立自强”。这种精神从诞生之初就带着文化自觉，1905年《定军山》开启用现代媒介讲述中国故事的尝试，不只是技术层面的探索，更象征着古老文明主动拥抱新载体的文化觉醒。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电影人创作的《狂流》《渔光曲》《马路天使》《神女》等作品，在好莱坞电影占据主流市场的环境下，这些扎根中国现实、聚焦底层苦难的表达，用本土故事赢回观众，为国产片争得生存空间，这是“自立自强”最早的产业实践。

　　 新世纪以来，《英雄》以东方美学打开海外市场，《流浪地球》用硬核科幻传递中国集体观，《哪吒之魔童降世》以“我命由我不由天”彰显创作自信，更标志着中国电影从“跟随学习”到“原创引领”的心态转变。

　　 120年来的“变”清晰可见，技术上，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胶片到数字，每一次革新都拓展着电影的表达边界；题材上，从民族救亡的宏大叙事，延伸到个体命运、日常情感、小众群体的细腻描摹，覆盖维度越来越广；类型上，从早期戏曲片、故事片，发展出科幻、悬疑、动画等多元品类，工业体系日趋完善。

　　 然而，“不变”的始终是贯穿始终的自立自强精神：首先，文化自主性一直是创作的基本原则，坚持从本土视角出发，讲述具有中国特色的故事；其次，对产业主导权的坚守从未动摇，致力于构建和健全属于自己的工业体系；再次，对美学独立性的持续追求，立足于深厚的传统文化，不断将古典美学转化为独具特色的电影语言。 在当前的文化语境下，这种自立自强的精神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为创作提供了方向与根基，也为产业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唯有坚持本土视角、掌握产业主动权、深化美学表达，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在教学中经常告诉学生，技术与方法可以通过学习掌握，但文化的根基必须自己树立。我要求他们在进行创作时，必须思考一个核心问题：你的故事，为什么只能发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古老又年轻，中国电影自有独特表达

　　 文化产业中心：今年也是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在世界电影的坐标系中，中国电影目前的“独特性”体现在哪里？中国电影如何更好地与国际对话？

　　 杨蕊：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的位置很特别，既是“古老”的——几乎与世界电影同步诞生，拥有百年积淀；又是“年轻”的——产业现代化转型不过二十年，仍在快速生长。这种时空交错的特质，让中国电影兼具传统底蕴与创新活力，形成了独有的表达优势。

　　 具体来看，这种“独特性”首先体现在双重叙事能力上，既能娴熟运用全球通行的类型语法，又能融入中国文化思维。比如《疯狂的石头》把黑色喜剧嫁接到中国市井生活中；《流浪地球》把好莱坞式的科幻灾难框架，成功转化为体现了中国人集体主义与家园情怀的叙事。这不仅仅是模仿，更是文化内核和类型叙事骨架的完美对接，我们能用类型片的外壳吸引观众，讲他们能共情的中国故事。

　　 更重要的是，中国电影正在逐步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叙事体系。一些影片已不再完全沿用西方的经典戏剧结构，而是开始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从《小城之春》到《刺客聂隐娘》，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人画那种宁静而深沉的意境在现代电影中的延续。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则以诗歌的情感流动为主线进行叙事。这些作品传递的是自《诗经》《楚辞》以来，深深植根于我们文化基因中的抒情传统。

　　 中国电影的另一显著特色，在于对诗意现实主义的持续探索。中国优秀的影片往往在关注现实与诗意表达之间取得平衡，许多经典作品在具体的社会关怀与写意的美学呈现之间找到了恰当的结合点，巧妙运用了中国文化中“情景交融”的艺术传统。

　　 独特的乡土情感结构也是中国电影另一个鲜明的文化标签。比如，电影《落叶归根》通过农民工老赵千里背尸还乡的荒诞旅程，深刻触及了中国人文化基因中“落叶归根”的执念。

　　 基于这些独特性，中国电影在与国际交流时的方式也应作出相应调整。

　　 首先，从“讲故事”到“讲思维”。过去我们总想着如何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但更根本的可能是分享中国人理解和组织世界的方式。其次，构建自主的评价体系。当中国电影用《诗经》的“赋比兴”来解读叙事节奏，用国画的“留白”来分析镜头语言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建立一套与西方电影理论对话而非依附的话语体系。最后，探索文化“混血”的创新路径。《罗曼蒂克消亡史》将上海滩的江湖恩怨拍出了黑帮片的外形，内里却是《史记·游侠列传》的精神气质，这种成功的文化“混血”，或许是中国电影与国际对话的更有效方式。

　　 技术浪潮之下，电影创作的破界共生与人文坚守

　　 文化产业：近年来，电影行业在技术、叙事方式和产业模式等方面持续涌现前沿研究成果与思潮。人工智能在剧本创作、特效制作以及观众分析中的应用不断深化，推动了内容生产效率的提升。同时，沉浸式体验如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逐渐进入主流视野，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观影方式。此外，随着流媒体平台的崛起，电影发行渠道的多元化也引发了关于内容质量与商业模式的广泛讨论。这些变化不仅重塑了电影的创作与传播路径，也对整个行业的生态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行业发展趋势来看，技术驱动下的创新正在加速电影艺术的边界拓展，而观众需求的多样化则促使创作者更加注重内容的深度与多样性。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平衡技术创新与人文关怀，成为电影行业面临的重要课题。

　　 杨蕊：当前，围绕“AI的破界与共生”话题正在展开讨论。AI在电影工业中的参与程度日益加深，几乎贯穿了一部电影从创意阶段到最终上映以及后续文艺评论的整个流程。这不仅意味着技术工具的提升，更是一场涉及创作理念与产业生态的深刻变革。

　　 AI的“破界”表现为它对影视制作全过程的深入渗透与重新塑造。在剧本创作方面，AI已从最初只能生成逻辑不够严谨的片段化文本，发展到如今借助多智能体系统，能够实现长篇剧本的生成、评估与持续优化。

　　 与此同时，我们面临着创作同质化的风险。AI的本质是模式识别与重组，过度依赖可能导致叙事和视觉风格的套路化，创作出的作品也可能缺乏源于人类独特生命体验的灵魂与情感。但灵魂与情感正是我们必须坚守的边界，因为技术的目标是赋能，而非取代。

　　 我们追求的，在人机协同的创造性合作中，在传统与前沿的交融碰撞下，探索出一条创新之路。这对电影产业和电影教育而言，既是难得的机遇，也是巨大的挑战。中国电影能否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融入全球交流，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将这种“跨界共生”的理念，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创作实践。

　　 文化产业：技术革新是电影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之一，技术进步不仅推动了电影艺术表达的多样化，也深刻影响了产业形态和观众的审美习惯。从胶片到数字，从黑白到3D，每一次技术的突破都在重新定义电影的边界。如今，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正在进一步改变电影的创作方式与观影体验，促使电影行业不断适应新的技术环境，同时也对观众的接受能力和审美标准提出了更高要求。

　　 杨蕊：电影本身就是技术发展的产物，依赖于视觉感知的变革。因此，每一次技术的进步都会引发连锁反应。在教学与研究过程中，我们既要积极接纳新技术，也要坚守内容本身的核心价值。

　　 首先是拥抱新技术，我们会将虚拟制片、AI辅助创作等前沿工具纳入必修课。不再是孤立的技术软件教学，而是围绕“如何用新技术讲好故事”这一核心，我们让学生明白，这些技术是更强大的“笔和纸”；其次，保持内容定力，我们引导学生思考：当AI能生成无数情节时，什么才是你独一无二、必须表达的思想？总的来说，技术是让电影永葆青春的活水，而人文精神是其不变的河床。当下电影教育的使命，就是引导下一代电影人在技术洪流中，既能驾驭浪潮，又能坚守方向，最终创作出震撼感官且触达人心的优秀作品。

　　 金鸡百花为“好电影”树立相对立体的标准

　　 文化产业：近日，2025金鸡百花电影节正在举行，您认为当前的金鸡百花奖在中国电影生态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杨蕊：金鸡奖和百花奖通过“专家视角”与“大众选择”的互补，为“好电影”树立了一个相对立体的标准，在中国电影生态中，始终在专业引领与大众共鸣之间发挥着双轨引擎的作用。

　　 金鸡奖由权威电影专业人士评选，秉持“学术、民主、争鸣”的精神，致力于树立专业的艺术标杆；而百花奖则由观众投票产生，充分体现了市场偏好和大众情感的共鸣点。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为中国电影人指明了“既叫好又叫座”的发展方向。 在我看来，金鸡奖与百花奖的并存，体现了中国电影评价体系的多元性与包容性。专业评审与大众选择的结合，不仅有助于推动电影艺术的高质量发展，也能更好地满足不同观众群体的需求。这种双轨制的评选机制，既尊重了艺术创作的独立性，也关注了市场的实际反馈，是一种值得肯定和持续完善的模式。

　　 金鸡百花奖始终倡导尊重电影本身的创作规律，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它们鼓励电影人关注现实、深耕内容，而不是盲目追逐市场热点。同时，它们也积极适应技术变革，调整评奖机制，对电影幕后的细分工种给予更多关注和肯定。

　　 自2019年落户厦门后，金鸡百花电影节产生了非常好的品牌效应和平台效应。它吸引了大量人才、项目和资金聚集，通过影展、论坛和推介会等系列活动，为电影项目提供孵化与展示平台，并致力于为本土故事走向国际、海外IP进入中国市场搭建桥梁。

　　 文化产业：从今年获得金鸡提名的作品和角色中，可以看出一些值得关注的创作趋势。无论是影片类型还是人物塑造，都呈现出更加多元和深入的表达方式。部分作品在叙事结构上尝试突破传统框架，展现出更强的艺术探索精神。同时，演员的表现也更加注重细节与情感的真实传递，体现出行业整体水平的提升。 这些提名作品不仅反映了当前电影市场的审美变化，也显示出创作者对社会现实与人性深度的持续关注。随着观众口味的不断升级，电影创作也在逐步向更高质量、更具思想性的方向发展。

　　 杨蕊：观察今年金鸡奖评委会的提名名单，可以感受到中国电影正经历一场悄然却深刻的变革。这种变化具有全局性，从创作理念到产业格局都在发生深层次的调整。

　　 首先是创作视野的“向内转”与“微观化”，名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小小的我》《我和我母亲的疼痛》这类聚焦个体内在世界的作品与《志愿军：存亡之战》这样的史诗巨制同台竞技。这强烈预示着，中国电影正在拥抱一种“微观史诗”，创作焦点从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向对个体精神世界、家庭伦理伤痕、私人记忆的深度挖掘。这并非放弃宏大叙事，而是通过最微小的切口，去抵达最普遍的情感真实。

　　 其次是传统文化资源的的现代化与类型化。《长安的荔枝》与《唐探1900》的并列，揭示了中国电影在处理传统文化资源时的新思路，不再满足于对历史典故或文学经典的忠实再现，而是将其作为“故事原型”和“创意核心”，与强类型框架进行大胆嫁接。无论是将“一骑红尘”的典故转化为悬念迭起的古装职场剧，还是在清末背景下展开东方推理，其核心都是用全球观众熟悉的类型语法，重新激活中国独有的文化基因。

　　 最后，现实主义正逐渐深入更加具体的地理与心理层面。在中小成本影片中，《怒江》《我和我母亲的疼痛》等作品名称直接指向了某种沉重而真实的地域与情感体验。创作者不再满足于泛泛地描绘“中国社会”，而是将镜头对准西南边陲、家庭内部，去触及那些难以言表的“痛苦”。这种创作趋势更加强调身体的在场感和情感的细腻层次，试图在与具体土地的互动中，提炼出具有广泛意义的生命体悟。

　　 这些作品所体现的创作理念和实践成果，将共同影响中国电影的发展方向，并推动行业在艺术表达与产业发展两个层面实现更高质量的繁荣。

　　 策划：段世文林明

　　 统筹：李欣王碧姣

　　 采访：王坤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