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新导演以创新手法呈现抗战历史，让史实本身成为叙事主体。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正在CCTV-8和爱奇艺同步热播。作为一部定位“全景式百姓抗战剧”的重大历史题材作品，该剧以1937年淞沪会战为起点，横跨八年全面抗战与七年局部抗争，用双线并进的叙事结构，铺陈士、农、工、商等不同阶层普通人在战火中的命运浮沉与精神成长。不同于传统英雄中心主义的抗战叙事，本剧将镜头深深俯向街巷、灶台、田埂与战壕——那里没有神坛上的雕像，只有被时代洪流裹挟却始终未失温度的血肉之躯。
上海城外，万福与小月短暂相逢。一个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强行充军的厨子，一个随小姐助演活报剧的丫鬟，1937年，本该新婚的他们于战火中离散、错身，别后天各一方……这一幕看似轻描淡写，却成为全剧最具历史纵深感的切口：前景是被推入战争浩劫的平民个体，后景是街头巷尾反复上演的《放下你的鞭子》——这出诞生于东北沦陷后的街头活报剧，14年间走遍大后方与敌后根据地，用最朴素的方言、最直击人心的控诉，把“九一八”的集体创伤转化为全民觉醒的号角。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抗战动员，不仅发生在军事地图上，更发生在每一双被泪水浸湿又重新燃起怒火的眼睛里。
导演张永新在日前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表示：“14年抗战，这出活报剧轰动神州大地，因为‘九一八’是全民族深切的痛；‘高粱叶子青又青’唱了一遍又一遍，它和许多抗战中的文艺作品都激起了民族抗争的意识、全民抗战的力量。”这一判断并非修辞，而是基于扎实史料的确认——据《中国现代戏剧史稿》及多地文联档案记载，《放下你的鞭子》在1938至1942年间仅在四川一省就演出逾两万场，观众超千万人次。文艺从来不是战时的点缀，而是民族精神的压舱石；当语言成为武器，当舞台化为前线，老百姓便不再是旁观者，而成了历史的执笔人。
中国影视的谱系里，抗战题材之所以常拍常新，张永新说，“历史”是最铿锵的回答。“创作上有个原则——历史是谁的历史？我以为是我的历史、你的历史，是所有中国人自己的历史。”这一理念极具现实启示：在信息碎片化、记忆浅表化的当下，如何让年轻一代真正“看见”那段历史？答案不在教科书式的灌输，而在让历史回归具体的人——有恐惧、有犹豫、有私心，更有在绝境中一次次选择挺身而出的普通人。从《觉醒年代》到《八千里路云和月》，张永新的创作轨迹正印证着一种可贵的转向：宏大叙事必须落地为可触可感的生命经验，否则再宏大的主题也终将沦为悬浮的标本。
“战火，炊烟”——这是《八千里路云和月》最富张力的双线结构。导演借剧中一场关于“吃不吃日本米店大米”的争论点明核心：“和平年代，一蔬一饭都是寻常。时间倒退80多年，若告诉你这碗饭来自日本的米店，吃还是不吃？”这不是道德说教，而是真实存在于1930年代末上海市民日常的伦理困境。据《上海通志·经济卷》及《申报》1938年物价专栏记载，当时法租界内日资“三井米行”所售大米价格较华商低15%—20%，不少底层家庭确曾陷入“生存权”与“尊严权”的撕扯。这种微观层面的精神煎熬，恰恰构成了抗战史中最沉默也最坚韧的底色。
2023年春天，上海定时文化的制片人穆小勇携剧本找到张永新。传统阴阳鱼耦合的架构让导演眼前一亮：张云魁从旧军人到共产党员的步步转变，厨子孟万福从苟且偷生到堂堂正正地成长，构成命运的流转。而剧本中，张汝贤与儿媳丁玉娇的一场戏，看得他心潮澎湃、泪流不止。“乱世风云和个体浮沉交织，中国军民在前线和后方抗击侵略者的奋斗与牺牲融为一体，我想我可以和创作团队一起奔赴了。”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奔赴”绝非浪漫想象——全剧拍摄历时194天，横跨江苏、安徽、浙江、上海四地，主创团队查阅档案超2000卷，采访亲历者及后代逾80人，仅服化道考证笔记就达60余万字。所谓“贴着地皮”看历史，首先意味着对历史细节近乎苛刻的虔诚。
《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双线叙事始于淞沪会战爆发。旅长张云魁刚入家门即辞家人，领命带队开拔，留下老父张汝贤与身怀六甲的妻子丁玉娇。也是八一三那天，韩小月还在盼着婚礼到来，却不知新郎孟万福在取喜服的半路被暴力充军。命运齿轮转动，一边是张云魁踏上迎战之路，另一边，他的家人与万福相互扶持着辗转上海。剪不断的前线与后方，家与国，山河同在。这种结构设计，精准呼应了抗战史研究中的关键共识：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唯一贯穿始终的陆上主战场，其特殊性正在于“前方即后方，后方亦前方”。据军事科学院《中国抗日战争史》统计，1937—1945年间，日军对后方城市实施战略轰炸达2000余次，平民伤亡超百万——战争从未因一道战线而分割，它早已渗入每一寸土地、每一户灶台。
区别于常见的抗战叙事，为国、为家拼命的张云魁和孟万福们没有确凿的历史原型。“这既是更大的创作空间，又何尝不是沉重的‘镣铐’。”张永新用了极为慎重的修辞。此言深具分量：当人物脱胎于虚构，其可信度便完全系于历史逻辑的严密性。剧中孟万福从“宁可钻狗洞逃跑”到白家宅战壕里攥紧步枪的手，张云魁从坚信“军人必须死于国”到目睹国民党高层腐败后的信仰裂变与重建，每一步转变皆有史实锚点——如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大量基层军官因不满指挥系统混乱而自发组织游击武装；如1940年后新四军在苏南地区吸收大批逃难手工业者、小商人组建后勤与情报网络。虚构之笔，唯有扎根于真实土壤，才能长出震撼人心的精神枝干。
“战火”前线，武器、军装历经严格考据。小到一枚新四军军装的臂章，以皖南事变为界，会随服装制式的改变而更迭。“不能预设观众不懂，这是很傲慢的。”在张永新看来，服化道精益求精是对历史的敬畏，也是创作者必须翻过的山。这一态度令人肃然：当下部分抗战剧仍充斥着“手撕鬼子”“裤裆藏雷”等违背基本史实与物理常识的桥段，本质是对历史与观众的双重轻慢。而《八千里路云和月》坚持“实物复原+文献互证”，如剧中出现的“汉阳造”步枪，经比对汉阳兵工厂1937年生产档案与现存实物，连枪托木纹走向、铆钉间距均严格还原。细节不是炫技，而是历史尊严的具象化表达。
表演层面亦如是。“真实的淞沪会战，战地区域地表浅，战壕挖不到30厘米，就有地下水涌上来。很多时候，战士们在积水中厮杀、在积水里倒下。”导演记得，拍摄剧中白家宅一役，正是盛夏，地表温度近50℃，阵地上、战壕里的积水在高温下早成了脏水。“置身那样的环境，血雨腥风、惨绝人寰的感觉会穿越历史扑面而来，你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那一战，于连长被流弹击中，仰面倒在孟万福眼前，污水顷刻漫上耳眼鼻口。“观众隔着屏幕尚且受到视觉冲击，现场，存了20多天的积水隔着好几十米都能闻到刺鼻味道。可只要不喊停，演员就一条条拍，一次次被脏水倒灌。”后来，从脏水里起身的张晶伟告诉导演，创作者都抱着一样的心，希望能离真实近点再近点。这种近乎自虐的沉浸式创作，在流量至上的行业生态中尤为珍贵——它证明仍有创作者愿意用身体去丈量历史的重量。
“炊烟”后方，1937年到1945年，乱世中的上海时局变幻莫测。张永新许多次向许静波带领的历史民俗顾问团队发问，不同的人物身份该配什么样的纸笔，街上哪些人戴礼帽、穿皮鞋，林林总总都要基于史料支撑，“言必有出处”。有时候，问题还很苛刻。剧中鸠占鹊巢的张云旗要给丁玉娇施压，感慨塌棵菜一天一个价。张永新问，能知道具体日子对应的物价吗？最好精确到日、锁定到法租界内或外。“我自己都觉得太霸道‘无理’了。”但团队报以精准的学术开掘，因为创作理念一致——“硝烟对撞人间烟火，炊烟变了血色。一天之差、一条弄堂之隔，物价可能天差地别，这是战争对百姓戕害很具象化的体现。”这种对“日常史”的执着，恰恰填补了主流抗战叙事长期存在的空白：历史不仅是将军的电报与统帅部的地图，更是母亲数着米粒熬粥的指节、孩子攥着半块发霉年糕奔跑的脚踝。
第一集，张家父子就有一场关于“才”和“气”的对话。张汝贤借赵孟頫与颜真卿之别提点即将上阵的儿子：“颜鲁公自始至终用正锋，刚劲独立、锋绝剑摧，意在为天下人写下‘男儿’二字。”待得知战场“噩耗”，老太爷悲恸有之，但所求不过“云魁死得其所”。这段台词耐人寻味：它拒绝将英雄简化为无痛的符号，而是将其置于中华文化人格谱系中审视——颜真卿的忠烈，从来不是抽象口号，而是“守其正、全其节”的生命实践。当张汝贤将屈原故事讲给孟万福听，说“世上就是有些人会为了一件事‘虽九死其犹未悔’”，他传递的已不仅是家训，更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未曾断绝的精神基因链。
对比家训教导“能无惧而已矣”的张云魁，信奉“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厨子孟万福，出场必然算不上英雄。他安于市井凡俗，被抓去充军，一心想钻狗洞逃跑，宁可自贬“‘贱’出全民，我就是条虫”，都要贪图一个“生”。侥幸从战场生还，与张家妇孺老幼相互扶持着到上海，趋利避害仍是本能，所念所及无非“活下去，找小月”。如果说在白家宅、在柳镇的惨烈战斗中，眼睁睁看着战友“全打没了”，给了他心上重重一击；那么在上海法租界，他与丁玉娇爆发冲突，让他开始看见，什么是云魁他们眼中的“大”。这种成长弧光，暗合了费孝通先生所言“乡土中国”的现代性转化：当传统宗族庇护瓦解，个体必须在民族危亡的熔炉中重铸价值坐标。孟万福的蜕变，正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民走向现代公民的精神缩影。
张云魁就是天生英雄了吗？“他也有他的混沌、短板。”张永新说，“云魁曾抱定‘军人必须死于国’，当发现自己为之付出、牺牲，为之捍卫的所谓‘国民政府’，其上层是如此颟顸、荒唐，其内部上下如此中饱私囊，他苦苦挣扎。”蒙冤、申冤、四处寻机打鬼子，一路颠沛流离，他顶着孔二包之名，走过南京、武汉、徐州、台儿庄，“从至暗时刻到心向光明的抉择，他身为军人对使命的坚守、信仰的蜕变，是个觉醒的过程。”这一设定极具现实意义：它破除了“英雄天然正确”的叙事迷思，揭示真正的信仰坚定，恰是在经历怀疑、幻灭与重建之后的理性选择。这种复杂性，让角色超越了类型剧框架，抵达了文学典型的高度。
云魁与万福的镜像关系身后，同样有英雄出自平民的精神进阶。曾养尊处优的丁玉娇被抛到社会底层，不仅铅华洗尽，还将要经受大荣大辱。“她濒于绝境时奋起抗争，到成为党的地下工作者，完成她理想的奔赴，恰恰体现中华民族女性最壮美的一面。”还有白家宅的中秋月下，唱着家乡小调的五湖四海兵，从讲述家仇到誓守阵地、肩负家国道义，这些小人物的命运陡转，看似偶然，实则战争洪流裹挟下的必然。值得强调的是，剧中丁玉娇的成长线并非孤例——据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地下党斗争纪实》记载，1937—1945年间，上海地下党发展党员逾万人，其中约65%为青年学生与知识女性，她们以教师、护士、职员等身份作掩护，在敌人心脏地带构建起高效情报网与秘密交通线。历史从未忽视女性力量，只是我们的叙事有时选择性失明。
张永新说，《八千里路云和月》定位全景式百姓抗战剧，就是尽可能铺开那个年代士农工商不同阶层人士抗战的图景。“何为英雄？何为狗熊？不仅是那个年代，也可以观照当下。”194天的拍摄周期，他给演员们说戏，故事里面对个人尊严、国格、价值观的绝境，有苟活的人，更有宁折不弯的人，“我常常讲着讲着眼泪流下来”。这句话令人动容：当创作者自己先被历史的真实所击中，作品才可能穿透屏幕，叩击观众的心房。在价值多元、选择自由的今天，“英雄”一词或许不再指向牺牲与悲壮，但它永远指向一种选择——在诱惑与压力面前，是否仍愿守护内心的尺度与底线。
全剧开篇，丁玉娇在家书里开宗明义，她的月明有两个父亲，一个给予生，一个护他命。张永新补充，在老太爷张汝贤的视角，云魁与万福又何尝不是两个儿子。剧中的张汝贤身为传统士人，以一身风骨诗礼传家。云魁儿时，父亲给他讲了很多遍屈原，每每听到屈原投江而亡，云魁嚎啕大哭。后来，老太爷一字不差，把屈原的故事原封不动又讲给懵懂的孟万福，告诉他，世上就是有些人会为了一件事“虽九死其犹未悔”。“张汝贤和张云魁是父子，还是精神文脉的传承。在这个意义上讲，在老太爷教诲中开蒙的孟万福也是张汝贤之子。中华文明绵延不绝，正是民族精神力量的浩然之气，在血脉相传、文脉相承中让一代代人完成自我精神世界的建构。”这一文化自觉令人敬佩：它拒绝将传统文化符号化、景观化，而是让屈原、颜真卿、岳飞等精神坐标自然生长于人物言行之间，使“文化自信”成为可感、可知、可践行的生命体验。
正因此，张永新的剧作里从不缺文化意象、东方美学。他用赋比兴，用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也用留白，这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里的精华所在。《八千里路云和月》中，道边的石像生、溅满血的棉花、马头墙下风中摇曳的宫灯……种种“写意”，建立在扎实的“写实”之上——细节经得起推敲、情感立得住，他才把抒怀表意的功能交付一个空镜、一段留白。这种“实中见虚、虚中蕴实”的美学追求，在当下浮躁的影视生产环境中尤为稀缺。当太多作品沉迷于特效堆砌与节奏轰炸时，《八千里路云和月》以沉静之力证明：真正的力量，往往蕴藏于克制的留白与精准的细节之中。
这个故事里，九个中秋串起家国命运。第一个中秋，尚在南京的丁玉娇与张汝贤在防空洞里举头望见被残垣隔得支离破碎的明月，战场上的张云魁吃着孟万福用菱角做馅的月饼，月光清冷洒在大地，更添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悲愤苍茫。“寄月抒怀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情感表达，一轮明月递相思、寄乡愁、盼团圆，每个中国人都能读懂阴晴圆缺的意味。”张永新说，正如荡气回肠的剧名取自岳飞《满江红》，如颜鲁公、屈原、辛弃疾等承载民族气节的历史中人一一出现在剧情中，言有尽而意无穷，“感知这些融于民族血脉的文化符号，我们与观众的审美是相通的”。这种文化共鸣，正是该剧跨越代际、引发广泛讨论的深层原因——它唤醒的不仅是历史记忆，更是深植于我们基因中的文化认同与精神归属。
事实上，电视剧蕴含的古典韵味不止于剧情、画面。剧集同名片头曲，作曲张镒麟赴上海、苏州、舟山等地采风，拜访昆曲名家严亚芬、朱为总，又请来北方昆曲剧院首席演员高雪等录制。正是在大量昆曲熏染中，编曲渐有眉目——以童声合唱表现抗争，用唢呐演奏昆曲《朝天子》曲牌，“童声的纯净与抵御外侮的激昂，极具冲击力，会穿透历史而来，唤醒藏于骨血的文化基因”。片尾曲《九个月亮》则是导演在创作会上的即兴灵感，“九个月亮在天上/九个月亮在水中”“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歌词取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名句，诗圣在忽闻战乱平息后的狂喜之情，虽隔千百年，“能让我们从多个维度理解战争，理解中华民族的心胸与格局”。艺术创作至此，已超越娱乐功能，升华为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与精神共振。
“我是山东人，从小家里老人就给我讲抗战的故事。”张永新说，他想借电视剧告诉观众，中华民族不好战，但也绝不是任人宰割的民族。“‘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烛照了多少仁人志士，这样的传统始终绵延、余弦不断。”这句话掷地有声。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今天，重述抗战历史，绝非沉溺于悲情或渲染仇恨，而是为了汲取一种穿越时空的精神定力——那是在至暗时刻依然相信光明的信念，在个体渺小中依然选择担当的勇气，在历史长河中始终锚定方向的清醒。当《八千里路云和月》带着中国人的价值观与信仰同观众相遇在此刻，纵然市场剧变，因为总有审美相通、精神契合的观众，“我不会改变”，张永新如是说。这份坚守本身，已是这个时代最珍贵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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